四十三 “文革”岁月（下） 第1273页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彭真自然十分高兴。但是，陕西省委却在十月十三日仍然批准了商洛地委批判彭真的请示报告。
十二月二日，批判会在干休所会议室召开。彭真在会上谈了给华国锋写信的情况和经过，接着激动地说：“干休所在院子里举行悼念毛主席仪式，不让我和张洁清参加，我是有意见的，说我们很满意那是假话 (彭真边说边端着热水瓶往杯子倒水，开水倒在自己手上也不顾)。在大家举行悼念仪式之后，我和张洁清、孩子还到院子灵堂前来过，当时张洁清放声大哭。十年来，我的心情和大家不一样，容易急躁。我的问题不好在这里说，中央专案组办公室对我有一个结论，它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不是中央的，也不是中央专案组的，因而我给毛主席写了信，交给中央专案组来人，带回交毛主席、党中央。今天的会和群众大会不一样，今天总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我们什么也可以讲。地委对我生活上的照顾，我没有意见。总之，干休所不让我参加悼念活动，我不满意，不是对准中央的。对大家提的意见，我是虚心接受的，但不包括不属事实的部分。”在彭真讲完后，会场冷清了下来，批判会就这样收场了。这次批判会使干休所的同志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他更加敬重。
自从彭真、张洁清到干休所后，这里的老干部及其家属和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中央安置来的这一对“大人物”。原商洛地委副书记胡怡德是山西五台县人，八路军挺进山西，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地区创建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时，就知道聂荣臻和彭真的名字。他说：“彭真来时，我是抱着尊重的态度，忘了要把他当‘敌人'。一见面，就把他当做老领导，中央领导人。彭真能听懂我的话，我也能听懂他的话，无所不谈，很亲切。大家感到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出言、谈吐、行为、作风，很有风度。”胡的老伴是一位农村妇女，经常去帮助他们干家务，教他们怎么蒸馒头、怎么生炉子等。在商洛干休所，大多数人和胡怡德一样，对落难的彭真夫妇都很尊重，同情他们的遭遇。彭真在商洛结识了许多朋友，有给他看病的医生，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有邻近的农民、工人和干部，等等。他在和这些人接触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有的成了他的好友。傅彦在《哀思父亲彭真》一文中回忆商洛那段往事时写道：“您在商洛和不少农民、干部成了知心朋友，他们高兴不高兴的事、家里矛盾，什么都愿和您讲，还请您到家里做客。”彭真晚年还多次说，真想再回商县看看。
彭真一家在商洛期间生活十分清苦，曾为付不起过冬的煤钱，每天用窝头蘸盐吃。他们在门前开垦出十多平方米的菜地，按季节种了小白菜、蒜苗、韭菜等。厨房的炉子不好使，彭真就亲自动手拆修。彭真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拿着一根竹拐棍顺着田埂散步，中午睡上一觉，晚上在院子里散步一个多小时，然后回屋去读书或练书法。他在商洛的三年多时间中，一是坚持看书、学习、记笔记；二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患严重关节炎病的张洁清。他在读郭沫若、范文澜等的历史著作时，对中国何时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下了约十万字的《读史笔记》。彭真认为，“西周以来，中国就已进入封建社会”，“不能因为封建社会，特别是初期还存在着奴隶社会残余，还存在着所谓‘公私奴隶'(如王莽时期还颁布过禁止买卖奴隶的命令)，就认为是奴隶社会。”彭真复出后还把他的这篇《读史笔记》整理了出来。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但是，五个多月过去，毫无有关彭真的音讯。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九日，彭真给华国锋、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四千字的申诉信。申诉信首先表示：“我热烈祝贺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和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当前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喜事！”然后，针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关于叛徒、反党分子彭真的审查结论》，用确凿、详细的事实，分两部分申诉“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反党分子”。申诉信最后说：“我深感‘结论'的实事求是精神不足，而主观主义地‘欲加之罪'，从政治上扼杀我的决心则有余。对于这样的‘结论'，我是不能接受，也不应当接受的。因为它不仅对于我个人是政治上的诬陷迫害，而且是对毛主席亲手缔造、培育的党的原则和优良传统的背弃。我入党以来一直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政治生命，决不能忍受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扼杀。”如今，我“已经在很不平常的生活中度过了近十年了。此中的苦况和心情，是用不着赘述的。”就是因为“始终坚信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终必正确解决我的问题，才能忍痛支持、等待了近十年。可是，人生并没有多少个十年，尤其是现在的我，有生余年已经很有限了!我恳切地希望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在我生前予以平反！”
彭真把申诉信送给商洛地委第一书记高明月，请他转给汪东兴。四月九日，申诉信退给彭真，并说：“组织上不转，由你自己处理。”无奈之下，彭真让女儿傅彦带申诉信到北京，送到中南海西门值班室。同时送去的还有张洁清的申诉信。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彭真又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了一封申诉信，再次说明专案小组办公室对他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并说他的问题“一开始就同林彪、陈伯达、江青的诬陷搅在一起”。其中，列举了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诬陷有“彭、陆、罗、杨阴谋集团”，陈伯达也配合林彪诬陷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情报网”等，后来“搞二月兵变”、“反对毛主席”、“要暗害毛主席”等罪名一个个随之而来;还列举了江青造谣说“北京市委是一霸，只准上海沪剧团在京演出三场”等。申诉信最后说：“人生并没有多少个十年，尤其是我，有生余年已经很有限了！”“我入党以来，五十几年始终如一地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扼杀吗？想到这里真是万感交集！现在我恳切地请求主席、副主席能于百忙中拨冗直接过问处理我的问题，恳切地期望在我生前给予平反。”这封申诉信仍由傅彦拿到北京，交中南海西门值班室转送中央办公厅。
十二月底，终于等来了对张洁清的审查结论：“张洁清被捕后，末发现她有什么问题。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受审期间停发的工资，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张洁清看后，表示接受这一结论。不久，张洁清被任命为商洛地区副专员、中共商洛地委委员、常委。
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彭真给叶剑英写信，重点申诉一九六六年四月杭州会议前后，林彪、江青、陈伯达对他的诬陷和迫害。其中说：“我现在回忆起来，那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精神，显然是和林彪等有差别的，对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和我的错误的批评是严肃的，又是充满着治病救人精神，对我寄予亲切期望的，决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在你所主持的帮助我检查思想的小组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和你的结束语是和毛主席的精神一致的。此外，周总理还在百忙中准备帮我修改检查稿，并曾向毛主席说:‘检查写得有点零乱，不好动笔改'(大意)，我当即向毛主席报告:‘我的思想还是乱的。'中央对于那次会议，是让我从头参加到尾的。由此可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对我的错误是采取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的态度，并不是要一棍子把我打死，把我当做专政对象。”
彭真让傅彦带着信到北京去送。傅彦找了胡德平。胡德平安排傅彦和傅锐去家中见胡耀邦。这时，胡耀邦己从中央党校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在大刀阔斧地组织审查原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移交的案件。七月中旬，胡耀邦在家中接待傅锐、傅彦，听取他们对父亲彭真问题的申诉，并收下了彭真写给叶剑英的信。此后，对彭真问题的审查，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平反冤假错案，尽快解放老干部，成为会议热议的话题。彭真的儿女于十二月七日联名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要求将父母接回北京检查身体。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胡耀邦将这封信报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签上意见：“我赞成把他接回北京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 “同意”，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也画了圈。根据中央领导批示，胡耀邦安排中央组织部负责彭真回京后的生活、医疗问题，审干局办理复查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作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聂荣臻、段苏权、伍修权等在会上提出应为彭真平反。会后，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派专人把彭真接到西安。二十八日，把彭真全家接回北京。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组织部审干局的同志找彭真谈话，主要询问、核实彭真在申诉中关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天津被捕时组织政治犯串供的问题。因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认为“串供就是叛变”。彭真向审干局的同志详细讲了当时为保护党的组织和争取缩小组织遭受破坏的范围，而组织串供的前后经过。第二天，彭真又给接替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就这一问题写了信，将所谈内容作了书面说明。二月八日，中央组织部正式写出《关于彭真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着重讲了对上述问题复查的结果，指出：“复查结果证明: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后不存在叛变问题，政治上是坚定的，他所掌握的北方党的大量组织机密均末泄露，他的口供没有使党的组织和同志遭到危害，保护了继任省委的安全。他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到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报告“建议中央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其受审期间扣发的工资，分配工作，并以适当方式为其恢复名誉。”
复查报告送中央后，华国锋批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并在会上提出，应给彭真平反，安排工作。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对于彭真来说，是重要的一天。这一天的下午，华国锋代表中央，在人民大会堂约彭真谈话，郑重地告诉他，他的问题己经查清，中共中央即将为他平反，并安排工作。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历经十三年的磨难，沉冤最终得到平反，他终于迎来了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