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历史转折
说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转折，华国锋的作用不能回避。尽管治国理政能力不足以应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但他作为中冬中央主要负责人，顾全大局，积极行动，也为推动历史转折做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他主持粉碎“四人帮”，为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基本政治基础。披露的史料表明：是华国锋主动，让李先念与叶剑英取得联系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并打电话给其余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然后主持抓捕行动。
第二，华国锋亲自登门邀请一些老干部如胡耀邦等人出来为党工作。据胡耀邦女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他到中央党校工作。遭到婉拒，华第一次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又比如张爱萍的任职。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张爱萍的复出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而且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国锋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
第三，注意抓经济和对外开放工作。谷牧率团出访是华国锋提议的。1978年6月30日，华国锋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院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华很感慨：“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让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藉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看到“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
第四，对推进拨乱反正工作积极，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也发挥了作用。真里标准问题讨论起初，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胡耀邦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化大革命”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胡耀邦这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国锋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可以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但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还为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华国锋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对华国锋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用，在他逝世后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