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当晚，华国锋通知中联部部长耿飙到怀仁堂接受任务。华国锋曾在10月4日要求耿飙同志在最近的几天中在家中等华本人打给他的电话。耿飙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他立即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领导、控制的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新闻机关，夺回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
隔离“四人帮”后，卫戍区部队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隔离审查了。当时，由市委办公室主任陈一夫以我的名义通知他们立即到市委开会，他们一到就被吴忠派人隔离了。谢静宜好像住在北京医院里，金祖敏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找到的。
卫戍区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副手邱巍高就是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卫戍区的参谋长也被调出来协助中央工作了。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
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
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二、通过第16号文件［1976］，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在讨论16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我认为，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帅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稳定全国的形势。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稳定首都局势，北京不能乱，出事由吴德负责任。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叛乱的迹象。为此，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的同志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分别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态，交换问题处理的意见。
鉴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较大的地方，又有叛乱迹象，中央政治局先找了江苏、浙江和南京部队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要求他们注意上海情况。中央政治局随后才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来北京谈话。中央与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坚持其顽固立场，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对隔离“四人帮”，他说隔离审查是错误的。这次谈话以后，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四人帮”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开始策划上海武装叛乱。后来，中央干脆通知让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一起谈“四人帮”的问题。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以卵击石，被迫取消了叛乱行动。
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局势，解决上海问题，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分别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当时考虑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倪志福是上海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江苏邻近上海。苏、倪两位把上海局势稳住后，就由彭冲主持工作了。
由于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群众在得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之后，采取了各种形式来庆祝。中央怕发生意外，曾要求有组织地游行。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指定由讲话。我提出，这是首次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由我讲话不合适。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叶剑英还是要让我讲，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讲话稿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定稿的。我记得在讲话中说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
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按照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起草好了汇报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１６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16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1976年11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的话，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
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
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过。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常委们是怎样为此事进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
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同志在玉泉山集体办公，大概陆陆续续地开了半年的会。我和倪志福同志住在朱德同志住过的４号楼，开会是在7号楼。
粉碎“四人帮”后，犹如在党的肌体上切除了一个大毒瘤，健康因素增强，形势大大发展，情况更有所变化。今天有这样一个兴旺的局面，我应当为此高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它指出：“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认为这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