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各省、市工作情况时，曾直接向毛主席提出他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不能胜任代总理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写给他三张字条，一是“你办事，我放心”；二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三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三点指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包括“四人帮”都看到了毛主席的手迹。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将篡改后的指示称之为“临终嘱咐”，其意在否定华国锋的继承者地位，标明他们才是毛主席临终时指定的接班人，他们才是忠于毛主席的继承者。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
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
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先念一个时期以来心脏有些不好，不能多走动，到大会堂开会时，心脏就跳得不正常。在小平同志已经被批评，但还在主持工作时，先念向小平同志请过假，提出到外地休息、养病，医生也写了一个报告，小平同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同意了，但还未走。后来，毛主席逝世前后，华国锋同志曾对先念说过，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希望先念同志不要离开北京。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毛主席逝世以后，在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开得时间不长。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他们主要是讲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代表发言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现在有人传说会议的警卫工作有特殊安排。没有，会场的警卫工作方面没有表现出特殊情况。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