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讨解决“四人帮”的决策 第899页
九月九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久病医治无效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到，密谋策划，疯狂发难。当天，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江青吵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别有用心地声称她不参加也不让毛远新参加治丧事宜。王洪文背着华国锋私自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有重要情况要向他指定的人汇报。“四人帮”还监视华国锋的行动。这些迹象使华国锋警觉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必须急谋对策。
十一月，华国锋和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一起在中南海值班守灵。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转到西黄城根九号李先念临时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李先念对华国锋这个时候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交谈。两人坐下后，华国锋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说:“‘四人帮’架了电话和各省联系，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他们 (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华国锋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该回去了。”李先念在一九七七年一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李先念送走华国锋后，显得很兴奋，对工作人员说，华国锋还是讲原则的。知道华国锋来的，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外，他的儿子李平因休假在家，也看到华国锋来了。为了严格保密，他叫李平暂不回部队，继续在家休息。
李先念反复思考怎样避开“四人帮”的监视去见叶剑英。他曾和林佳楣说，星期天(九月十二日)全家人一起去香山植物园参观，利用这个机会去见叶帅。但考虑到在毛泽东治丧期间，这种办法不是很适宜，又另想办法。
首都各界群众连续几天吊唁毛泽东主席，中央领导人轮流守灵。在李先念和陈锡联等一起守灵时，陈锡联再次表明了态度。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李先念后来回忆说:“在为毛主席治丧期间，他跟着我上厕所，说人家要动手。”陈锡联也回忆说：“我又问先念同志怎么办？我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抓起来。他告诉我此事不能说。”
华、李谈话后隔了两天，即九月十四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他要见叶帅。叶剑英听说李先念来了，就叫秘书和警卫到门口去接。这个时候李先念来，叶帅感到很突然，因为他们曾有“约法三章”。李先念进院后，叶帅正在楼前门口等他。叶帅问他，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他说，我们是多年老同志了，来看看你。随后，叶帅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落座后，叶间李:“你来是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答：“看看你，老同志嘛，说奉命也行。”叶剑英一听是“奉命”，知道有重要事情要谈。他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李先念问叶帅，“你这里还不安全呀？ ”叶帅说：“很难说。”李先念说，我是奉命来的，接着转达华国锋的意见。叶帅有点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哇啦哇啦响，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等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了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三十分钟。
叶剑英是大智大勇的革命家，正如李先念所说：“叶帅文武双全，我和他共事多年，得益颇深，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我们的处境、心情、观点和信念相同，互相了解更加深刻。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艺术非常高明，我们都很钦佩。”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帅谈话的情况和叶帅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林佳楣回忆说：“先念同志曾说，他去叶帅处了。他们打开收音机，一边说一边写，写完了就把纸烧了。还说，已把和叶帅的谈话情况报告了华国锋，是他们两人坐在一台车上谈的。为了不让司机听见，还把车里的玻璃摇起来了。”
李先念还告诉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以便在会议厅开会时随时见面，并约定每天晚上用两人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这样，他们三人商定了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后来回忆说：“我请先念同志找叶帅后，我们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了。九月十六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这使我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
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还专门找华国锋一次，建议要把毛泽东的文件控制起来，不要落在“四人帮”之手。华国锋告诉他，已派汪东兴把文件控制起来了，他才放下心来。
李先念搬回中南海后，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同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和一些部委的老同志谈话，了解动向和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不满。据陈锡联回忆，李先念告诉了他到叶帅那里转达华国锋的意见和同叶帅的谈话情况，并叫他去看望叶帅，他也去了。
“四人帮”十分注意李先念的活动。九月二十四日，江青以关心李先念身体健康为由，突然打电话说要来看他，这引起他高度警惕。他心里明白，江青此时来是要试探他的态度，窥测他的活动。李先念镇定自若，叫工作人员整理好文件，摆整齐报纸书刊，打扫干净办公室和院子，等她来。同时通知国务院办公室和政工小组办公室，也这样做。工作人员忙了半天，一切准备好了，江青又打电话说不来了。她的这一举动，进一步暴露了“四人帮”在加紧活动。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时机 第903页
筹划粉碎“四人帮”，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在权力中心由华国锋掌握全局，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个人分头联系和部署。在国务院，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机会，进行秘密磋商。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等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电影放映开始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休息室，通报情况，商讨对策。
华国锋回忆说，九月二十一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并征求李先念等人意见。“九月二十六日，和先念、吴德等人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电影放映时，我上厕所，先念同志也跟出来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看完电影，你和吴德留下，有事商量。电影放映结束后我们三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我把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问题向先念、吴德讲了……先念同志马上表示支持，吴德同志也表示支持。”用李先念的话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在说。”他并强调一定要吸取赫鲁晓夫上台的教训，即不能开中央全会。吴德对这次谈话有详细回忆。他说:“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华国锋说：这次谈话后，李先念经常打电话给他，互相通报情况。“有时和我通电话，我正和人谈话，他就知道我干什么了，说不打扰我了。”
九月二十九日，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政治局会议，同“四人帮”就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当时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毛远新是“四人帮”的同伙。“四人帮”要利用他这一特殊人物帮助他们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党中央不能让他继续留在北京。华国锋说，会前他将毛远新写给他试探去留信的内容，告诉了叶剑英和李先念。叶、李说，这封信不能传阅，一批示传阅，“四人帮”就会闹起来，不好办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一下，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多数同意他回去就算了。会上，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多数政治局委员坚决支持华国锋主张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意见，寸步不让，狠压了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李先念说：“华国锋曾说过有什么问题，你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他不好提。后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远新已完成历史任务了应该回去了。”但是江青还闹，以这是他们家里事为借口，让其他政治局委员先走，只把华国锋、汪东兴留下，继续纠缠。华国锋回忆说：“李先念、苏振华离开会场后，转到另一个厅，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散会，于是又转回东大厅。李先念说，国锋同志身体不好，这么晚了，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以后还有时间。这样才散会，江青要留毛远新的图谋未能得逞。”
这年国庆节，因毛泽东刚去世不久，中央决定不搞大规模庆祝活动。九月三十日晚，只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各界人士四百多人参加的简短座谈会。华国锋讲话，几位代表发言。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又在小礼堂旁边的休息室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和时间。华国锋通报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方式和尽快动手的题。李先念、吴德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进入十月，同“四人帮”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关键阶段。“四人帮”频繁活动，不断制造夺权舆论，磨刀霍霍，准备动手。
十月一日，江青到清华大学活动，发表反党讲话，污蔑邓小平迫害毛泽东，声称“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她誓言“一定要锻炼身体和他们斗争”，并让她的亲信提高“警惕”。两天后她又提出要到石家庄去，以试探华国锋。然而，她乘上专列，跑到保定又转回北京。
张春桥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写政变提纲，提出“镇反”、“杀人”的计划。他写道：“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准备向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下毒手。
王洪文在十月二日偷拍准备上台的“标准像”。十月三日，他又跑到平谷县，制造谣言，煽动反对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污蔑他们“搞修正主义”，叫嚣“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喊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四人帮”还妄图武装夺权。他们长期苦心经营的上海“第二武装集团”己突击发放武器弹药，随时准备进行武装暴乱。
形势严峻，时不我待。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一致认为，必须抢在“四人帮”之前行动。
十月四日，经“四人帮”策划，《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继续宣传伪造的毛泽东“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修正主义头子”，在全国制造反革命舆论，发出了准备篡党夺权的最后行动信号。正如叶剑英说的：“十月四日，在‘四人帮'的直接授意下，以 。梁效'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污蔑我们三个背叛，一个修正主义头子。江青到清华分校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在这个时刻不打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亲自下决心，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这天，华国锋分别找汪东兴、吴德研究检查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行动方案的准备情况，并进一步做出具体行动部署。也就在这天，陈锡联带队到唐山慰问参加抗震救灾部队和医护人员，提前回到北京。他说：“我到唐山看到《光明日报》的文章，马上赶回来，下飞机直到华国锋家里，讲《光明日报》文章事，并说‘四人帮'准备好了，不能等他们来抓我们。还提醒他，王洪文家里一直藏着枪。”陈锡联也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告诉了李先念。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十月六日动手解决“四人帮”问题。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经过周密部署，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稿的名义，通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开会。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先后，他们一到怀仁堂，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对江青、毛远新宣布执行同样措施。吴德等指挥卫戍部队同时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李先念不是政治局常委，他没有到抓“四人帮”的现场，但他焦急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据李先念随身警卫陈双文回忆，这天下午，李先念告诉他，近日有事，让司机随时准备好车。当晚纪登奎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按照约定到国务院会议厅等汪东兴的电话。会议刚开了一会儿，警卫员听到李先念亲自接汪东兴打来的电话。只听汪东兴说，他只哼了几声，随后把纪登奎叫出来，要他准备停止开会，要到玉泉山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他又将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值班室工作人员侯颖叫到屏风后面，询问国际市场大米价格情况。刚说儿句，“纪登奎到屏风后面，先念同志说，时间到了，赶紧走吧。纪登奎转身向与会人员说，会议不开了，散会吧，我们就都离开了会议厅。”李先念回忆说：纪登奎问，开什么紧急会议？李先念告诉他“四人帮”己经被抓起来了。然后各自乘车去玉泉山五号楼。
陈永贵、吴桂贤也不知道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吴桂贤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那天，我在家，陈永贵也在家，没有参加纪登奎主持召开的会议。那天很晚了通知我去开会，也通知了陈永贵。陈永贵打电话问我开什么会，我说我也不知道。”“到玉泉山后，我看到椅子少了几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会议开始后，华国锋说，桂贤同志看出来了，少了几把椅子，那儿个人永远不会来了。接着宣布‘四人帮'被抓起来的事。”
华国锋在会上宣布“四人帮”已被抓起来了，进行隔离审查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出席会议的十一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致赞同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叶剑英几天后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至七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日子。我们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的反党集团。第二件大事，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华国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这夜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沉睡在梦申的北京市民当然不可能知道，就是李先念的亲属也不知道。据司机于长远回忆说：“这天晚上，因为自己的爱人来京探亲，是代班司机送先念同志去玉泉山的。一直到第二天天亮还没有回来，林佳楣同志又急又担心。我一上班，就到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三座门等中央常开会的地方去找，找了一上午也未找到。一直到下午先念同志才回来。他显得很高兴，说今天要吃饺子，晚上全家吃了一顿饺子，表示庆祝。”
李先念这天还特意约邓颖超到他家，把这一重大喜讯告诉她。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使中国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