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性转折和全局性影响的呈现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第334页
出席这次会议的实际代表人数是290人，其中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政协宋任穷、军委顾问黄克诚、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火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国家建委韩光、内蒙古周惠、陕西省王任重、广东省习仲勋、铁道兵陈再道等9人列席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秘书组印发了出席全会名单、全会分组名单和全会日程，印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三次讲话和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十一届三中全会各组召集人开会。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出席了会议。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就如何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开会办法和议程安排等问题讲了话。
按照全会的日程安排，
这天上午，华北组、西南组、西北组分别召开会议。下午，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分别召开会议。各组召集人传达了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在
一切准备完毕后，十一届二中全会开幕了。
华国锋首先向与会代表通报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他说，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开了36天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20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经过到会同志的充分讨论，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和过去运动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功过是非；修改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原则上确定了明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建议。会议中间，同志们对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为开好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华国锋谈了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他指出，从今年2月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个月了，这期间，我们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在前进。我们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我们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华国锋最后说，当前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各地区各部门都有大量工作亟待去做。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所以，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这次三中全会只开5天，希望到会同志集中精力，把会议开好，完成这次全会预定的任务。
由于会期较短，开幕会后，各组采取了集中时间阅读文件的办法。随后，各组进行了讨论。与会者集中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业问题两个文件、1979年和1980年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并建议中央以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郑重的决定。
早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开始了这个公报稿的起草工作。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多次同胡耀邦谈到三中全会公报的起草事宜，指示胡耀邦关注此事，布置中办研究室着手起草。
三中全会公报撰写组于18日拿出第二稿，胡耀邦与胡乔木、于光远等人再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20日上午，胡耀邦看了胡乔木的修改稿后又一次提出修改意见;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与华国锋等人共同商量修改方案。2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公报草案，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完毕后，于22日清晨印发出席全会的全体人员审议。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确定这两个文件先传达到县级，广泛征求意见后，再由省、市、自治区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定稿后，由中央正式作文件下发。
全会一致通过《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这个文件由国务院正式下达，并确定传达范围。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建议中央政治局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再做些修改，然后在
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九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女)、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等11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85人。宣布选举结果后，陈云发表了讲话。
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早就拟议的事。
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开始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供中央参考。
中组部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附上了他们提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
根据这一方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组成人员是：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女)，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15人；常委帅孟奇等23人；委员朱穆之等61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的文件，印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中，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大家充分酝酿，充分讨论。
22日晚，选举的结果出来，以上候选人全部当选。新的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这是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取消党的纪律和监察条款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选举结束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发表了讲话。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云指出， 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连续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后，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
陈云在讲话中还说，由于自己身体原因，只能量力而行，做最必要的工作。
在
华国锋着重讲了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他强调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华国锋指出，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华国锋还强调，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和国家的生活中都要充分发扬民主，都要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才能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才能广开才路，发现大批能干的人才、才能正确的总结经验;要健全法制，维护党纪国法。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华国锋宣布：要坚决实行“一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他说，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革命老干部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搞好传帮带”，同时，“要把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的优秀分子，逐步地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希望各级党组织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采取有力措施，抓紧落实党的政策。对于过去搞错了的事情，都要分别先后缓急，逐步纠正过来;领导应该作自我批评的，都要认真地承担责任，检讨错误。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经常记住“满招损，谦受益”这句古话。在一切新情况、新问题面前，一定要沉着稳重，没有摸准情况，没有认真研究，决不可贸然从事，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
华国锋还谈到了关于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及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中许多是同毛主席有关的，许多问题的处理是毛主席同意过的。在公报宣布以后和会议的一些内容传达以后，党内外肯定会有很多人围绕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发议论。我们会议的公报以及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一些谈话，已经给同志们指明了对待这一问题的正确态度。我们和毛主席本人一样，承认毛主席是有缺点有错误的，这对任何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都是不可避免的，承认这些完全无损于毛主席的伟大功勋。事实上也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给了我们纠正一些历史错误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是把毛主席的旗帜举得更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贯穿全会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左”倾错误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全面纠正，从而使党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两年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完成了中共十一大没能完成的实现历史转折的任务。
公报指出：“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认为，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就整体而言，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二年设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全会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至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是要改变的，但其改变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实际上只是为革命而革命的“左”倾观点。
全会为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全会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全会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公报说，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会不会导致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曾是使一些人困扰的问题。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并且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这次全会把对“文化大革命”全面的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做(两年半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了这件事)。全会郑重地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