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战友 刘伯承真正的遗嘱是什么?与华国锋无关 第339页
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少,人情自古如斯。
失意者往往门前冷落鞍马稀,而得意者则趋之者熙熙攘攘,种种附会之说也随之而起,传为津津乐道的佳话。因而,写史者不可不慎。
《春秋》周刊
作者说:“张浩一走,政委一职由谁来接替呢?中央领导研究了几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时,毛主席都没有同意。”
文章写到了毛泽东首先考虑徐向前,说:“毛主席认为,这支部队是徐向前带出来的,他在部队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将,更适合带兵打仗。而且八路军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部队,徐向前将有更重要的任务。”
随后又考虑了任弼时等人。文章说:“至于任弼时,他应留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工作。另外还提出过几个人,毛主席考虑了也觉得不太合适。”最后,“毛主席把刘伯承召回延安,希望他推举一个人选。”
刘伯承赶到延安后,马上推荐了邓小平。文章说:“刘伯承提出来让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
作者还如临其境地演绎说:“毛主席问了许多问题,最后说:‘伯承,你说得对,小平是个人才,把他放在129师政委的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后经中央讨论通过决定,邓小平担任了129师政委。”
不仅如此,作者还描述了刘伯承、邓小平后来为儿子“抢取”名字“太行”一事的场景。
邓小平戎马半生,的确于1938年1月从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任上接任129师政委,刘伯承之子也的确叫刘太行。但细节是否如此,鲜有人怀疑、或者宁可信其有。因转载者甚多,几近铺天盖地,于是渐渐成为“正史”。
依照常理,能与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间有传奇故事,留名千载,荣耀后世,是求之不得之事。但这是一般世俗常人的心理,真正特立独行、人品高洁者不屑于此,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即是一例。
同年
他说:“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
考究刘伯承年谱,这段时间的确不曾到过延安。如此一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刘伯承推荐邓小平一事也就不存在了。
他说:“刘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对事业极端负责任,不随波逐流,而这个特点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
1938年1月前,刘伯承长期担任红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则是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星》报主编等职,与刘伯承没有交集,彼此并不熟悉。
因而刘太行说:“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
关于刘伯承和邓小平都为自己的儿子“抢取”名字“太行”一事,刘太行也实事求是地说明同样为子虚乌有。
随后,诸多媒体又爆出了《刘伯承留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的“新闻”。
这则“新闻”也与邓小平有关,讲述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新闻来源则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
很少有人知道,1873年以后,刘伯承已经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因而他不可能在1976年前后突然有了思维意识,向华国锋提出自己百年后追悼会的要求。
刘太行不忍传闻贻害后人,在《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中予以纠正。
他说:“大家都知道。刘伯承同志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主持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
他介绍说,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有影响的人。”
既然还需研究,也就不存在刘伯承早已指定的内容了。
刘太行回忆说:“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他认为他父亲作为一个一生谨慎的共产党人,即使头脑清醒,也不会为个人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说:“刘伯承是我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
刘伯承本人不会提出指定自己追悼会主持人的个人要求,他的家人则更加如此。
刘太行回忆说:“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那么,刘伯承究竟有无个人遗嘱呢?刘太行说:“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也就是说,这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遗嘱与华国锋无关。
华国锋的确拜访过刘伯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专程登门探望了85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丧失正常思维和语言能力的军中元老刘伯承。
华国锋秘书曹万贵2011年2月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大会结束后没多久,首长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的寓所探望,由于刘伯承身体欠佳,探望时间很短。刘伯承没有语言能力,华国锋就与刘伯承家属交谈了一会儿就走了,并没有遇到来探望刘伯承的其他人。”
曹万贵1968年便开始跟随当时尚在湖南任职的华国锋,直至华国锋去世,对他的行踪是相当清楚的。(完)